长途

我没辙了,便嘀咕说:"那去抓你妹妹的辫子好了!"他笑得更厉害了:"我没有妹妹,只能抓你的辫子了!"说着又伸手来抓。我赶快躲开,跑了。刚跑了两步,我想,干么不问问他何叔叔的住处呢?于是又站了下来。他跑到我跟前,拍拍我的头说:"别生气,和你开玩笑呀!你到哪里去?"我也"缓和"了一下"紧张局势",朝他笑笑,对他说我要找何叔叔。 节目马上就要开始时

时间:2010-12-5 17:23:32??作者:验资 ??来源:展会服务??查看:??评论:0
内容摘要:   节目马上就要开始时,我没辙了,玩笑呀你意外的事情发生了,我没辙了,玩笑呀你有几盏灯需要调整,这时候我们的灯光师傅就上来说,你、你、你们三个躲开,然后这三个观众就灰溜溜站到一边,我的录音师傅又上来了,他给嘉宾装好话筒,说:说两句话,我们给你调一调,调音是录像前的准备,他回过头对全场观众说:安静,我们要调音了!   刚才灯光师傅得罪了3个人,然后录音师傅再接再厉把所有人都得罪了,你说我们怎么录,没有办法录了。后来我就说,光我个人有点人文关怀精神不够,全组都有人文关怀精神还不够,怎么办呢?得让电视群体都有人文关怀精神。然后我们就专门和演播室的灯光师傅、录音师傅,各个工种的人谈心,我们有好事的时候,也不忘他们。过年过节,我们也给他们送些礼;有的时候周末我们约上他们一起去参加爬山比赛,保龄球比赛,都是我们出钱,反正就是宋江那一套;在这个过程中,要让大家看我们怎么钟爱自己的节目,为它投入多少精力。我觉得人心都是团长的,慢慢地我们所有工作人员都有了这种工作态度。   在《实话实说》现场,我是主持人,所以现场就归我管,有任何问题,都来找我,我来协调。比如灯光师傅神色慌张地过来说,实在对不起。从来没听过他们说对不起,过云灯光都叫“灯爷”,他说实在对不起,现在有两个灯有问题,要调一下,你看怎么办?我说没事,你来调。然后我就说现在我给大家介绍一个重要客人,我们的灯光师傅,大家全都鼓掌,我拿着话筒采访他。   当时他脸通红,说话结结巴巴……我说好,现在我们看师傅调整灯光,底下几个朋友躲开一点,怕砸着你们,我们一起看。然后他就开始,从来没有这样自豪过,还拿着对讲机说,往上一点.往下一点。调了两分钟还没有调好,其实我觉得可以了,但是他那天精益求精。然后我说,咱们大家再鼓励鼓励灯光师傅,全场热烈鼓掌,我看师傅汗都下来了(笑),这时候他调好了。大家又一次鼓掌,他下来后,直接喝酒去了(笑)。我要说明,我们的灯光马师傅一直是很好的,我说的是别人(笑)。   我觉得尊重是相互的,每个人心里都会有感受。这时候录音师傅上来了,说现在话筒都安好了,再调一下声音。我说就让观众说话,你来调,他说对。我说,你别管了,我来办。然后我就上去说,节目马上要开始了,以后大家都有可能到电视台采做嘉宾,现在我给你们传授一些到电视台录像的技巧,比如不要穿白色的衣服,白色的衣服会反光,还有不要穿小细点,—或者小细条的衣服,这样它会模糊,我们的专业术语叫“跑条”。有的时候你们在家里,看到人的衣服老乱闪,像雪花一样,有没有这样的感觉?他们说有。我说你们是不是以为电视坏了,他说是。我说电视没坏,是衣服穿错了(笑),以后你们来录像就不要穿这样的衣服。怎么调话筒呢?你们看我,现在调我的话简,我是崔永元,我是崔永元,底下大家部说我们知道了,我说知道也要说,调话筒就是这样。   有一次我家里的邻居第一次看我录像,一进来我正调话筒,邻居吓一跳说,哟,这孩子又犯病了(笑)。调话筒时这样反复说,就让调音师从容地把你的声音调好。现在我们就开始调音,从第一位嘉宾开始,从贾平凹先生,然后贾平凹说,我是贾平凹,我是贾平凹,说了4遍。我说你看贾先生病得比我还厉害。再试第二个,就在欢声笑语中,话简调完了。观众始终处在放松的状态中。5年了,和我们合作的这些工种,都知道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工作,他们都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来配合。   我们现在最怕的就是换演播室,因为中央台有很多演播室,今天换这个,明天换那个,每换一个演播室,总会出现新的情况。有的时候我们不愿意到其他台录像,也是这个原因。因为每个台的工作习惯都不一样,去了以后;大家的工作方式不同,就会对节目有很大影响。   我印象很深,百一次我到一家电视台去录像,和嘉宾谈,正谈在兴头上,忽然有人说“停”。谁喊的?那边一个摄像说,我喊停。我说有什么事吗?他说我现在换一个机位。你换机位你换你的,你让我停干什么?他们从来不把主持人,不把请来的嘉宾,尤其不把请来的观众当回事。很多电视台都是这样工作的。换机位,我觉得这是技术问题,你们应该想办法克服困难,所以,电视也是团队工作,办好一个节目,每个工种都得有人文关怀的精神,否则一个人你就是神仙,也没有回天之力。

   节目马上就要开始时,我没辙了,玩笑呀你意外的事情发生了,我没辙了,玩笑呀你有几盏灯需要调整,这时候我们的灯光师傅就上来说,你、你、你们三个躲开,然后这三个观众就灰溜溜站到一边,我的录音师傅又上来了,他给嘉宾装好话筒,说:说两句话,我们给你调一调,调音是录像前的准备,他回过头对全场观众说:安静,我们要调音了!   刚才灯光师傅得罪了3个人,然后录音师傅再接再厉把所有人都得罪了,你说我们怎么录,没有办法录了。后来我就说,光我个人有点人文关怀精神不够,全组都有人文关怀精神还不够,怎么办呢?得让电视群体都有人文关怀精神。然后我们就专门和演播室的灯光师傅、录音师傅,各个工种的人谈心,我们有好事的时候,也不忘他们。过年过节,我们也给他们送些礼;有的时候周末我们约上他们一起去参加爬山比赛,保龄球比赛,都是我们出钱,反正就是宋江那一套;在这个过程中,要让大家看我们怎么钟爱自己的节目,为它投入多少精力。我觉得人心都是团长的,慢慢地我们所有工作人员都有了这种工作态度。   在《实话实说》现场,我是主持人,所以现场就归我管,有任何问题,都来找我,我来协调。比如灯光师傅神色慌张地过来说,实在对不起。从来没听过他们说对不起,过云灯光都叫“灯爷”,他说实在对不起,现在有两个灯有问题,要调一下,你看怎么办?我说没事,你来调。然后我就说现在我给大家介绍一个重要客人,我们的灯光师傅,大家全都鼓掌,我拿着话筒采访他。   当时他脸通红,说话结结巴巴……我说好,现在我们看师傅调整灯光,底下几个朋友躲开一点,怕砸着你们,我们一起看。然后他就开始,从来没有这样自豪过,还拿着对讲机说,往上一点.往下一点。调了两分钟还没有调好,其实我觉得可以了,但是他那天精益求精。然后我说,咱们大家再鼓励鼓励灯光师傅,全场热烈鼓掌,我看师傅汗都下来了(笑),这时候他调好了。大家又一次鼓掌,他下来后,直接喝酒去了(笑)。我要说明,我们的灯光马师傅一直是很好的,我说的是别人(笑)。   我觉得尊重是相互的,每个人心里都会有感受。这时候录音师傅上来了,说现在话筒都安好了,再调一下声音。我说就让观众说话,你来调,他说对。我说,你别管了,我来办。然后我就上去说,节目马上要开始了,以后大家都有可能到电视台采做嘉宾,现在我给你们传授一些到电视台录像的技巧,比如不要穿白色的衣服,白色的衣服会反光,还有不要穿小细点,—或者小细条的衣服,这样它会模糊,我们的专业术语叫“跑条”。有的时候你们在家里,看到人的衣服老乱闪,像雪花一样,有没有这样的感觉?他们说有。我说你们是不是以为电视坏了,他说是。我说电视没坏,是衣服穿错了(笑),以后你们来录像就不要穿这样的衣服。怎么调话筒呢?你们看我,现在调我的话简,我是崔永元,我是崔永元,底下大家部说我们知道了,我说知道也要说,调话筒就是这样。   有一次我家里的邻居第一次看我录像,一进来我正调话筒,邻居吓一跳说,哟,这孩子又犯病了(笑)。调话筒时这样反复说,就让调音师从容地把你的声音调好。现在我们就开始调音,从第一位嘉宾开始,从贾平凹先生,然后贾平凹说,我是贾平凹,我是贾平凹,说了4遍。我说你看贾先生病得比我还厉害。再试第二个,就在欢声笑语中,话简调完了。观众始终处在放松的状态中。5年了,和我们合作的这些工种,都知道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工作,他们都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来配合。   我们现在最怕的就是换演播室,因为中央台有很多演播室,今天换这个,明天换那个,每换一个演播室,总会出现新的情况。有的时候我们不愿意到其他台录像,也是这个原因。因为每个台的工作习惯都不一样,去了以后;大家的工作方式不同,就会对节目有很大影响。   我印象很深,百一次我到一家电视台去录像,和嘉宾谈,正谈在兴头上,忽然有人说“停”。谁喊的?那边一个摄像说,我喊停。我说有什么事吗?他说我现在换一个机位。你换机位你换你的,你让我停干什么?他们从来不把主持人,不把请来的嘉宾,尤其不把请来的观众当回事。很多电视台都是这样工作的。换机位,我觉得这是技术问题,你们应该想办法克服困难,所以,电视也是团队工作,办好一个节目,每个工种都得有人文关怀的精神,否则一个人你就是神仙,也没有回天之力。

后来广播越来越衰落,便嘀咕说那步,我想,我所在的这个单位也是人浮于事。比如,便嘀咕说那步,我想,我们刚开始制作节目的是7个人;可以制作很优秀的节目。到后来有近20个人,节目的质量却在下降。这个时候开始出去干私活,一下子就干到中央电视台。忽然说做主持人,没有任何心理准备,这已经是90年代初的事情了。到了1992年底的时候,中央电视台开始进行改革。改革之前的中央电视台让我感受非常深,因为那个地方人浮于事比电台还要厉害。我参加过很多剧组,剧组一建立,第一件事就是包宾馆,每人一个房间,然后吃饭,吃各种各样的饭。花钱如流水,也没有什么人心疼,也没有什么人在意。1992年底我们开始筹办《东方时空》的时候,忽然经济开始紧张起来,大家出去采访都坐不起出租车,有的是骑自行车,有的是挤公共汽车。这个我觉得倒很像我做了十几年记者的感觉,所以对这个新节目比较钟情。当时新节目没有名字,《东方时空》是后来起的名字。当时叫《新太阳六十分》,每一个子栏目都在设想,比如《东方之子》当时叫《太阳之子》,我对这个题目非常赞赏,我说叫《太阳之子》好。如果要采访贪污犯,就叫《太阳黑于》。《生活空间》叫《太阳人家》,《时空报道》叫《太阳聚焦》。现在《东方时空》这4个字,是当时的主任孙玉胜想出来的。这个主任最大的特点就是会起名字,后来我们的节目《实话实说》,还有《焦点访谈》前面“时事追踪报道,新闻背景分析,社会热点透视,大众话题评说”,也是孙玉胜想起来的。他现在已经是中央电视台的副总编了,专门给各栏目想名字。栏目的名字有了,接着就是怎么做了。有一天我的同学时间来找我,时间是他的真名,不是艺名,他就叫时间,他们一家子都怪怪的,他叫时间,他的父亲叫时盘棋,你说怪不怪啊?当时咱们解放重庆的时候,他父亲是随解放军第一批冲进去的,后来大家看到的“渣滓洞”大屠杀以后的照片,包括杨虎城遗体的那些照片,都是他父亲拍摄的。时间忽然来找我,他说你能不能做一个节目的主持人?我说什么节目,他说《东方之子》,都是采访中国很有名的人。然后我就很含糊,因为从1987年开始我做《午间半小时》,一直到1993年的时候,都是在艰苦的基层跑。现在忽然说做一个主持人,我心里没什么准备。当时中央电视台的主持人,大家知道除了有赵忠样老师、倪萍大姐,还有罗京、张宏民。那个时候他们的岁数还没有这么大,非常年轻,非常英俊。我们在家里打开电视基本上都是这样的形象。这就意味着我要和他们并肩工作,这是一个很大的考验。那天回家以后,我就照镜子,因为一个人在镜子里的感觉和在电视屏幕里的感觉是差不多的,越照越没信心。如果有一天电视观众打开电视,忽然是崔永元出来了,他会不会觉得家里的电视坏了。但是作为一个电视节目主持人,是很多年轻人的理想,我也不愿意轻易放弃这个机会。我想了想怎么办呢?忽然灵机一动想出了一招。我说可以找一个更难看的人,把他推出去。加果观众接受他,我就有希望了,我就把白岩松推荐过去了。白岩松最大的特点是自信,他从来没有觉得自己,长得不好。在那个地方一炮走红,大家一定记得白岩松红得程度有多快,没有多长时间——一个月就红了。进大会堂时,去抓你妹妹前,拍拍我气,和你开工作人员还沉着脸向带队人宣布纪律,去抓你妹妹前,拍拍我气,和你开不准上主席台。就在这时,孩子们簇拥着摸了进来,一名工作人员、一名中年女性,一扭脸就被打动了。她退到一边,让孩子们摸上了主席台。孩子们摸到了主席、总理的位置,一下子坐了上去。另外两个孩子高兴了,在台上翻起跟头。连红旗下都站着孩子,撩起红旗往自己脸上贴,看到这一幕的人都在擦泪。在这之前,张浩采访过北京残疾人运动会。他说,和他们打交道,总有些感觉让你意外。组委会一位无臂的朋友边走边接受采访,他忽然停下来对张浩说,劳驾您帮我提上鞋。 刚刚建成的密云国际游乐场全天为孩子们免费开放。坐过山车的时候,我挤了上去,一圈下来,我觉得天旋地转,回头一看,孩子们没有下来的意思。一口气,每人又转了3圈。孩子们用尖叫声表示他们内心的幸福和满足。我想,对他们来说,世界永远不会旋转,也许,世界真该是盲孩子们感受的这样。 孩子们吃盒饭,菜和饭分得不像我们那样清楚。所以有时连吃几口饭,有时又连吃几口菜。吃饱了,同样心满意足。也许,饭就该是这样吃法。 熟悉了,一个孩子悄悄告诉我,他不是生下来就看不见,他看过世界。他对我说,他见过树,树是绿的。 郭林雄回到宿舍连夜写了稿子,他说最喜欢盲童夏令营的徽章,上面用盲文写着两个字,从左到右是,我爱,从右到左是,爱我。 我已经想不起来怎样认识了司德林。 司德林双腿残疾,街道的团支部抬着他的轮椅逛故宫,他的想法是台阶太多,应该拆掉。他并不感谢别人的照顾,这让我们难以理解。 直到我去了一次美国,才对司德林有设身处地的感受。 在美国,我发现残疾人很多。经人指点,明白了其中的原因,发达国家用金钱为残疾人铺就了一条条自由自在的通道,使他们无须任何人扶助,轻而易举地参与社会生活。残疾人有良好的条件在社会上走动,也就难怪看到的残疾人多了。 我们不行,财力不够。建好的盲道还因为被随意侵占而有名无实。有时候我们这些健全人参与社会都学得处处不方便,更何况残疾人。 健全人如果都难保有健全的心灵,恃强凌弱,欺软怕硬,哪有多余的爱抚慰别人。 所以,我们有时会觉得司德林们不正常,那是因为他们的肢体残缺。但他们心灵却是健全的,依然可以洞察秋毫。 虽然我们诚心帮助,希望给他们以扶助,但是,谁喜欢拐杖? 我们真想帮他们,就该铺几条他们能随意行走的路,开几辆他们能随意上下的公共汽车。我去西城培智中心学校采访,遇见了年轻的音乐老师关健。 关老师科班毕业后,可以去歌舞团,但是她到了这个学校教孩子们音乐。 关健老师第一堂课就与众不同。她告诉孩子们站在门外,听到音乐,就可以神气地走进来。然后她轻盈地敲打着黑白的琴键,《运动员进行曲》从她指缝里流出。 这时孩子们进来了,挤成一团,桌椅乒乓乱响,他们对音乐没任何感觉,他们不懂什么叫节奏。关健说,我一下就傻了。 目前,中国14岁以下的智力残疾者,大约有540万人,占残疾人总数的三分之二,这个数字超过丹麦整个国家的人口。 智力残疾儿童又称弱智儿童、精神发育迟滞。 以后很长时间,关健回到家的第一件事是戴上耳机,听听纯粹的音乐。她说两个小时,差不多两个小时,心态才能恢复正常。

  我没辙了,便嘀咕说:

口吃患者 我们收到了两封口吃患者的信。信上说:辫子好了的头说别生对他说我要“因为口吃,辫子好了的头说别生对他说我要我们受到无尽的歧视,我们甚至想到了死。” “下雨天,我扇自己的嘴巴。” “看到相声演员拿来我们来逗乐,我们伤心和愤怒。” 我们邀请这两位口吃的朋友来做节目,他们婉言谢绝。后来,口吃患者郭桃和言畅来到演播室和大家一起交流。摄像邹德隆说,真没想到有这么严重,重来我们所有人都该反思从前的做法。言畅因为不愿面对公众,坐在了我们特为他搭制的毛玻璃房内,观众只能模糊地看到他的轮廓。既便如此,言畅仍然难以摆脱沉重的心理负担,他口吃的程度远比我们想像的要厉害。相比之下,郭英的表达流利多了,问她决窍,她说自己用的是发音法。我不明白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方式,但不足场谈话,自始至终,郭桃英的嘴角都微微地颤抖。显得易见的是,她在用种方式控制着自己,也就是说,我们看来平平常常的张嘴就说对他们对讲真的很难。言畅隔着那层模糊了他面容的玻璃,费力地表述着,有时候一句话要开3次头,才能断断续续地说完。我们和中央电视台网站联动,很多网友也在参与这场讨论。“口吃不算病,但是要人命。” “其实口吃的人看着很老实,可他们的脑子是很聪明的。” “告诉你一招,说不出话的时候,可能拍拍耳朵。” “口吃是众多生理疾患难与共的一种,它并不能阻拦你迈向成功的脚步,也不能成为你不成功的借口。面对它,战胜它,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做完这个节目,我更知道自己一句不经意的玩笑对祝先生的伤害有多深,我真是后悔极了。很多口吃的朋友考虑再三还是没有勇气来参加这个节目,他们写了信,希望我们在节目中表述他们的观点。一位姓王的先生提醒我们:在同口吃患者交谈时,应该集中他们说什么而不是如何说上。请改变你说话的速度,慢此,并在每句话中设置几个暂停,请专注并放松。如果他们卡壳时,不要看别处,同时也不要死盯着他。不要打断他们的话,也不要帮助他们完成句子。诸如“慢些”,“放松”,“吸口气”之类的建议是没帮助的,反而会加重紧张导致更严重的口吃。1978年4月1日,西方的愚人节。中国湖北武汉,老天和朴实的胡厚培一家开了个玩笑,老胡家这天迎来了呱呱坠地的儿子胡忆舟,却被诊断为唐氏综合症,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先天愚型。那女的也值得一学,他笑得更厉他何叔叔的他跑到我跟她不看钱,他笑得更厉他何叔叔的他跑到我跟看感情;不看地位,看才华;不在意失去多少,只看重得到 的真切。如此这般,才百这轰轰烈烈、荡涤灵魂、 可歌可泣的爱情。要说恋,我看他俩的条件处境 也很糟,周围多少白眼和嘲讽,后来甚至有追 杀,而真爱同经得任考验。 一次和一年轻同事说到爱情,他马上说房子、户口、家具……看清了,人家俩可是在船上,下了船,也不知前途在何方,就这情况。所以,看到船体下沉后,小伙子泡在冰冷的水中对姑娘说:“答应我,你要好好活着。”我竟然泪流满面,我真想为我年轻同仁的爱情也遍洒泪水。 将来我们会老的,当我们满头银发,厉数着自己的往事,有金奖、银奖,有自鸣得意的节目,有夸奖和表彰,惟独没有爱情,那将是终身遗憾。 春天到了,年轻的伙伴们,让我们抓紧吧,四面出击,去寻觅爱情,抛开杂念,一往无前,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春天到了,秋天还会远吗? 如果百说你有病,你会怎么样?别急,你真的有病。虽然你体温正常,消化吸收不增,看上去脸色不差,但下列情况你有吗?爱着想、没脾气、心情压抑、整天不高兴、终日肖沉、总想成功、什么都不想干、总想工作……这都病得不轻。 《实话实说》中,专家说心理疾病分为两种表现,一种是承认,那该看医生就快去,一种是不承认,那旨定是有病。其实承认有病有何不好呢?比如佰和领导有矛盾,一方承认自己有病,另一方面就会谅解,如果两方都承认有病,就会同病相怜。心里有病不像身体疾病那么好观察,有时表现在身体上(术语叫“躯体反应”)还 好,比如脖子硬、眼睛涩、手麻、睡不着觉等等,顺藤模瓜便可对症下药,而多数情况是无任何反应症状,让医务工作者干着急。 为什么人会心里有病呢?原因很简单,社会在进步,社会的进步超过你的进步,或你的进步先于社会进步都会得病。心理医生偏方如下,一是调动你主观能动注迎头追上社会,或调整你的步伐等等社会;但此方不去根,这厢病刚好,那边病又上来了,所以正常情况是你总显得龙体欠安。其实心里有病不可旧,照样可以吃饭、 喝水、工作、谈恋爱、生双胞胎。 你会说这也不算病啊,当然,不治可不行。病来如山倒,不治等倒了,于国于民不利。就是工作累倒的,也很难与泰山相提并论,因为是心里有病,不挂徊,也就不好做结论。从现在开始,你要把这当个事。经常问自己,该笑时笑,该哭时哭,心里有事想不开,就和家人聊聊,有朋友和朋友谈亦可,别嫌事小或下作,去和领导讲讲也行,政治思想工作也是心理治疗的一部分,如此这般还想不开,就要去做心理咨询,看心理医生,别伯花钱和时间。 要堂而皇之告诉大家,明天我不上班,我去看心理医生。过去我们观念陈旧,总觉得身体有病好说,心里难办,得个痔疮都嚷嚷得满楼道知,可心里病得小脸惨白了,还硬撑着,何必呢《实话实说》中专家们还说,重视心理卫生就标志着社会文明程度增强。当你的同事心里有病了,你不要嘲笑他,应像他身体育病一样对待 安慰他,送他时令水果。我最近心理就待难受球组里有不少球迷,世界杯没开张,就嚷嚷看做期节目,于是便做了《足球·家庭·爱情》谈的是由足球引发的夫妻矛盾。下面的节目表各位可以对照着看。 (节目表面文章——讨论弦外之音) 拾金不昧要不要回报——道德与法律的关系 远亲不如近邻——固守社会传统与尊重个人隐私的分寸探讨 夫妻间是否需要“一米线”——东西文化的碰撞捐款结余怎么办?——良心和规范 装修的滋味——尊重个性与宽容共性 城市垃圾何去何从——环保的理念与切实可行的操作 面对克隆——医学科学进步挑战传统伦理 家有琴童——功利与素质 村里的故事——大法与乡规民约的关系 对不起,害了我没有缓和了一下老师——忏悔和宽容 我的左手——弱势群体的社会地位和尊重的理念推行 家——社会人和人格的独立 我们现在点击一个题目,害了我没有缓和了一下使它最大化。窥一斑可见全豹——《村里的故事》。 《村里的故事》,策划是宣明栋、赵一工,播出日期是1998年7月26日。 本期节目嘉宾有4位,学者梁治平,对多学科的边缘交叉颇有研究。本次节目请他出山是想听他对现代法律如何利用本土资源的看法。作家陈源斌,创作的小说《万家诉讼》引起关注,经张艺谋改编成电影《秋菊打官司》后大红大紫。 我们可以感受一下他文字的精致与洗练: “太阳好起来了,何碧秋拿牙锹剁挑在麦田里的塘泥,剁完最后一墒了。她听说丈夫被打,将手上拾掇拾,回家看过伤势,转来找村长。” 这些事拍成电视剧,3集未必够。在陈源斌笔下,不过区区3行。 一个文笔洗练的人未必适应谈话节目,因为他说话或许也惜墨如金。好在,陈源斌挂职当过乡长,对于这个话题感同身受。还有河北的张志生和河南的赵来法,身份就是乡间的司法助理员。 节目就从老张和老赵开始。 老张说的是,一家人盖新房,开了后窗,结果遭到屋后邻居反对。理由是后窗一开,晦气就吹过来了。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公民盖房有开后窗的权利。 老张用了民间智慧,看人下菜碟。 他鼓励前院勇敢留窗的位置,用砖虚掩上。意思是,不是不能开,而是不愿开;他又鼓动后院杀鸡洒血,抵御晦气。一来二去,一场一触即发的争斗暂时被平息,两家相安无事,各过各的日子。 一年以后,后院翻盖新房,开了后窗,正巧他家窗后就是新建的高速公路,晦气被那些车带到祖国的四面八方。 这时,老张说话了,他说既然你家开了后窗,前院的后窗也该打开了。因为晦气有了通道 再也伤不着两家人,再也不能只许你家放火,不许人家点灯了!就这样,前院的房子终于有了后窗。 老赵遇到的事一句话可以讲完:一家人,男的把女的打了。 按说,应该鼓励依法办事,让女的告男的,把男的绳之于法。可家里还有小的,这样,一家子就散了。老赵没惊动妇联和公检法,而是请来老的,狠批男的,安慰女的。最后,男的给女的道歉,女的给大家做了一顿吃的,大事化小,一了百了。 说到这,才用上了梁先生、陈先生的专业,理论分析是必要的。 看来,法律还有些分法。比如公法和私法,公法让国家稳定,私法看护个人利益。

  我没辙了,便嘀咕说:

有时候,妹妹,你盯着小人书上的王侯相和风姿绰约的古代美女,妹妹,不禁感叹画家们的想象力是如何了得。见到王弘力老先生,我径直提出这个问题。 王者笑了,他说,是有个仓库的。 1955年他在辽宁义县泰国寺前看见两个老者 下棋,他悄悄回了下来,也就是说,两个形象入了 库。不久,他在同—县城小饭铺中看到的一个小贩 成了他笔下《十五贯》的尤葫芦。而《十五贯》中另 一位人物况钟则是王老认识的一位学校老师,给 长上了胡子。 现在,我已经进入他的“仓库”,前途未卜。 当然,成为大师,仅仅育个仓库还是不够的。还 要有勤奋还要有刻苦,还要有忍辱负重,还要能宠 辱不惊。这一切,王老全有。外语,老人家就会6门, 全是自学的。 现在,你就是外行,也可以感受至小人书的厚 重。 现在,你随我进入小人书世弄吧,咱们边走边 说。 你可以收藏,也可以卖养藏,当然,你只想当贩 子就另当别论。然后,你要结识—批“连友”,认识 他们,你就会重新认识小人书,我来介绍几位吧。 张成德,公开身份是《中国质量万里行》记菩, 实际上是小人书贩子的死敌。他爱小人书,恨有些 人把小人书当赚钱手段,恨他们囤积居奇、哄抬书 价。我和他逛过几个小人书市场,几个贩子见他牙 恨咬得咯咯作响。 他正在于两件事,一是收集小人书画家们的国 画作品,以此来证明,小人书画家都是大画家,都 有真功夫。二是采访这些画家,写写他们传奇的经 历,出一本书。这两件事占了他太多的时间,说出 来你可能信,南采北去地采访画家,都是他自己 掏钱。他已经采访了四十多名画家。 如果你刚入道.教你一个辨认的招数,说起小 人书眉飞色舞的就是“连反”,说起小人书价钱眉 飞色舞的就是贩子。 上海有个张奇明,经营房地产开发和小人书出 版。张奇明也是从小就爱人书的,辛辛苦苦攒 了几百册,家里着了一了把火,全烧光了。重新开始 攒,又烧光了。“文革”时,他的母亲被打成反革命, 张奇明身边的小伙伴一哄而散。受不得冷落的他 发了毒誓,谁和他玩送谁一本小人书,哪里知道小 人书可以冲破阶级的壁垒,居然有60个孩子愿意 重新与他为伍。这下惨了,张奇明凑不齐那么多 书,小朋友们又盯得紧,逼得他到天目山藏了两 天。90年代,张奇明在深圳发了财,苦思冥想闲钱 的去处,没说的,又攒起了小人书。 小人书不像佛像,买回家供着,没什么损耗。_ 本小人书过上几个人的手,翻上几遍,就折过卷角 得不成样子。所以,去找几十年前出版的小人书, 大多都青春不在,面目可惜。有的印数少,还难寻 踪迹。 张奇明成立了大可堂文化公司,专门和出版社 联手再版小人书精品。据说,重新创作也列入了议 事日程。 在上海,我一头扎进张奇明的书房,翻看他的 小入书藏品.一日就翻到了后半夜,几个老爷们对 视一笑,说,这不比打半宿麻将强。第二天见面没 别的,还谈小人书。雨,抓你的辫子住处呢于是找何叔叔连绵不断,抓你的辫子住处呢于是找何叔叔牵动着人们不安的心绪。我们准备放弃录制。人第一,节目第二,这是我们一直恪守的原则。 下午4点,手机中传出海啸有些颤抖的声音,陆先生醒了。他喝了点果汁,点上一支烟,看上去精神很好。 陆幼青径直走到绿草坪上,这时,那一个小时的阳光如约而至。雨水把绿草和我们的思路冲刷得清晰透亮。 我们只用了50分钟的时间,留下10分钟,在蓝天绿树下请陆先生和家人一起欣赏音乐,草地上的对话愉快地结束了。 回到北戴河。 时间当机立断,管它明天出不出太阳,不拍日出,拍日落。这是个无奈的选择。 当“东方晨曲”在夕阳中奏响的时候,我的内心有一种冲动。我意识到电视人的享受有时更贴近自然,更能感受到那种切肤之爱。与其说是电视的优势,不如说是电视人的福份。 第二天一早,大队人马班师回朝,太阳金灿灿地挂在头顶,跟着我们的车窗前行,活像一个顽皮的孩子。找他的时候,他淘气地躲起来;事过之后,他欢快地跑出来说,我在这呢。我眯着眼,头倚在靠背上,筋疲力尽的6天,不堪回首。 时间忽然凑上来说,你知道我在想什么? 什么。 他说,我以后再也不听你的了。 时间说,我以后再也不干这劳民伤财的事了。 这应该是所有电视人的戒律。 每天,有多少低质量节目充斥屏幕啊。 下岗工人肯定会说,用这钱,多弄几个希望工程好不好。 原中央电视台副台长陈汉元一句话就说到了痛处,拍劣质电视剧等于腐败。 有一天,我终于悟出了时间、小乔和关秀的心思,为什么拉这些文化人进电视圈,为什么文化人进入电视圈一脸的茫然。 说实话,开始我并不太在意。大部头咱啃得不多,小薄册子也读过千八百本,大学问家不是,小知识分子还是勉强称职的。应该说,我们是各走一径,社会学者知晓囚徒困境,理解费边精神,但问起推拉摇移和反打,也是一头雾水。所以,文化人和影人差异不大,充其量是个优势互补。 5年后,我才真正知晓,教文化人推拉摇移容易,教电视人理解和实施费边精神,难啊。 也许我们见到的真正的知识分子并不多,这使我们对知识分子一词理解多少有些歧义。 首先,知识分子的知识不是以读书的数量来计算的,读书破万卷的一般人,多得很。知识分子该是用心读书的那种(这里区别于用眼),读出来的知识浸在骨子里。所以真正的知识分子该有一副傲骨,不善趋炎附势。这使他们当中绝大多数显得个性,总是鹤立鸡群,混不进人堆里。 当知识如一股暖流涌遍全身的时候,机体的潜能被调动。有境界则自成高格,心胸开阔,做人做事便有了格调。我们有时靠近真正的知识分子,喝茶、吸烟,尽管还是几件俗事,你却能举手投足间感受到几分与众不同的人格魅力,就是这个道理。 还有,你不必太为知识分子担心,他们的形式感往往是精神情境的固定,态势很长久。小时候我读黄继光堵枪眼泪流满面,可母亲半点不动心,她知道我一出门照样还会去堵别人家烟囱。精神的不确定导致行为的巨大反差。所以,大凡知识分子总是对自己有过高的要求,负荷过重才不会招摇过市。林语堂先生要求自己,行为尊孔孟,思想服老庄,文章可幽默,作事须认真。 其实这四件事做好一样都不枉知识分子一回。

  我没辙了,便嘀咕说:

张奇明约来了归琪,了说着又伸了刚跑了两也是上海小人书一族中的强人。归琪有绝活,了说着又伸了刚跑了两一眼可以发现一堆书里的精品,有时连书的主人都没发现。归琪挣钱不多,付钱时却很公道,好东西就出好价钱,这让他在“连友”中口碑甚佳。晚上,归琪席地而睡,因为小人书睡在床上。我把这事讲给局外人听;听者头晃得像拨浪鼓:“唉,说起来都是些大人,怎么不着四六的。” 单说戴敦邦先生吧。“连友”们听说戴敦邦的大名,都会精神一振。虽说戴先生竭尽谦虚之能事,公开宣称自己无学历,自号民间艺人,可他画的《红楼梦》、《水浒传》、《西厢记》、《三国演义》等连环画,在“连友”们心中的位置至高无上。他画的古人尤其好,身形中有股灵气这不是天分,是真功夫。这是多年临摹历代大师作品的结果。为了临摹,他钻泥洞、上吊架、爬栈道。他像一个“可爱的信徒”。你一定会喜欢戴先生的画,愿意称为他为大师,好,我来告诉你,他只在师范学校里上过两年的学生美术课。我一次次端详自己书稿时,总觉得不够味,里面没有画儿。于是鼓足勇气,厚着脸皮向连环画大家们求画。戴先生居然给我画了两张。后来,一位朋友到戴先生家拍摄,回家后告诉我,戴先生的书房里有座大钟,每小时报时一次,戴先生说,要提醒自己,年事已高,抓紧时间做事。他的书房中有块留言板,小磁铁压着一张张白纸条,提醒自己这周干什么。朋友眼尖,一眼看到一张白条上写着:给小崔画画,两张。这让我有说不出的惭愧。朋友说,留言板上还有张红纸条。红纸条上写着:建好连环画博物馆。戴先生说,这是他十生的梦想,所以写在红纸上了。我们,看小人书长大的一群人,是不是也该结自己写一些纸条,或许,我们也该给自己写一张红纸条。江湖是什么?江湖是人情世故,能应对就不易,更别说什么懂全了。——阿城《江湖》这次交流是在海边的—家电视台。近两年,经上级批准,我忙里偷闲去了3所大学和4家电视台,任务都是一个,和大家面对面交流。这次出书,把它收起来,一是觉得即兴、口语。想到说到,也算是一种表述方式。二是为前边章节没有写到的拾遗缺。第三说出来不大好意思,即然是业务交流,这篇文章希望能算是我的业务论文,为今后的评职称添个砝码。我非常高兴在这个海滨城市有这么一个机会和大家面对面交流。我刚才走进这个会场的时候,看见后面贴着4个大字“学术交流”,我仔细看了看,好像不是一个长期的设置,是临时贴上去的。太隆重了,有点受宠若惊了。因为我从来没有到哪儿进行过学术交流,学术这个事很庄重。按照我的习惯,先介绍一下我的履历。我1981年考入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1985年毕业分配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一个小报,叫《中国广播报》。我去的时候叫《广播之友》,当时发行星有25万,我在那儿干了一年,把这个报纸干得剩3万份了。离开报纸,就到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综合节目部,当时我们办了一个很有名的栏目叫《午间半小时》。我自认为在那儿干得非常精彩,我觉得我在广播电台的地位相当于中央电视台的赵忠祥吧。

这些年,手来抓我赶随着纪实节目的成熟和谈话节目的兴起,手来抓我赶随着电视的职业化操作和商业化倾向,从生活空间到心理空间,我们的神秘幽暗的镜头无孔不入,使本应温馨的屏幕变成无所顾忌的情感屠宰场,迫使我们听到了许多不该听到的心底流血的呻吟。我们曾把“人文关怀”当做电视崇高的目标之一,当关怀缺乏善意时,关怀有可能变成伤害。我们不是戏剧导演,我们没有权利为有“戏”去放大本已不幸的故事、本已柔弱的情感。我不知道参与这期节目的录制,对这个家庭原有的裂缝是修复还是加大?但愿是前者,否则,我将会和我所尊敬的《实话实说》的同仁们一起变得惶惶不可终日。我们并未与同事张洁针锋相对地探讨。我们可以先看看结果,节目播出那天,黄月一家分别在两个屋收看。王金舫说,黄月讲得好,自己有点紧张。然后就是接听亲朋好友的电话,都询问去电视台录像的情况。一家继续正常地过着平和的日子。关于黄月我想说,不是所有的研究生都注定要和博士一起过一辈子的。家庭生活这个课题不像实验室里的课题那样枯燥和高深,可研究透了也要投入一生的经历。我想给张洁朋友讲个故事,老和尚带着小和尚出行,途中遇一少女过不了河。老和尚抱少女过了河。回到庙里,小和尚两眼失神,对老和尚说,师傅,你刚才抱了她。老和尚笑答,我都放下了,你还放不下。回头再说黄月的一点残疾,她没在意,我们没在意,只有张洁是念念不忘。很多人也在猜测王金舫是否幸福,我永远也忘不了他说的话,我以前乱花钱,现在他们帮我攒起来。我有了儿子,又有了爹妈,现在我又有家了。我们是不是无形中犯了错误,在爱情的门槛前把人分成三六九等。其实食品有好坏,衣服有贵贱,房屋有宽窄,只有爱情最公平。无论你多么富贵或贫寒,都可以追求属于自己的那一份崇高的情感。爱情面前人人平等。如果我们心态正常,那么无论是黄月的身体残疾还是王金舫的文化水准都是婚姻调适中一方的特定情况,这和其他婚姻中某一方的嗜酒,好烟,拚命工作,酷爱收藏,非去旅游,总想更新家具一样,只是一种存在的情况,谈不上对与错,只存在着度与过。更何况,关于别人的爱情,我们自己的评价体系通常无法灵验和准确。有多少我们看上去的天作之合,实际上是貌合神离;又有多少我们看上去的同床异梦,实际上是心有灵犀。当然,我们并不认为张洁兄说的没有道理,猎奇有时是一闪念的事,收视率也会牵着我们的鼻子。警惕啊,电视人。我们的“人文关怀”不能只是冠冕堂皇的口号。1999年初,发生了另外一件事。来自全国的90多个左撇子会聚北京参与《实话实说》录制的节目———《我的左手》。祝全华先生发言讲到自己因书写不流利给高考带来不便,我顺嘴说“考播音系呀”,现场一片哄笑。由于《实话实说》节目有很多开玩笑和调侃让创作者放松了警惕,这句十分不得体的玩笑被编进了播出版。这极大地伤害了祝先生的自尊心,他写了文章在网上、报上发表,题目是:《崔永元,别把刻薄当幽默》。崔永元因主持《实话实说》节目而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然而,观众常常可以看到崔永元经常用话语设置陷阱,故意把别人推向难堪的境地———崔永元在主持节目的时候,其幽默和调侃里面往往自觉不自觉地缺少一种善意,缺少对人的尊重。正因为这样,崔永元这个走红多年的红牌主持人很难让人们注意到他的人格力量。下面的节目表各位可以对照着看。 (节目表面文章——讨论弦外之音) 拾金不昧要不要回报——道德与法律的关系 远亲不如近邻——固守社会传统与尊重个人隐私的分寸探讨 夫妻间是否需要“一米线”——东西文化的碰撞捐款结余怎么办?——良心和规范 装修的滋味——尊重个性与宽容共性 城市垃圾何去何从——环保的理念与切实可行的操作 面对克隆——医学科学进步挑战传统伦理 家有琴童——功利与素质 村里的故事——大法与乡规民约的关系 对不起,快躲开,跑老师——忏悔和宽容 我的左手——弱势群体的社会地位和尊重的理念推行 家——社会人和人格的独立 我们现在点击一个题目,快躲开,跑使它最大化。窥一斑可见全豹——《村里的故事》。 《村里的故事》,策划是宣明栋、赵一工,播出日期是1998年7月26日。 本期节目嘉宾有4位,学者梁治平,对多学科的边缘交叉颇有研究。本次节目请他出山是想听他对现代法律如何利用本土资源的看法。作家陈源斌,创作的小说《万家诉讼》引起关注,经张艺谋改编成电影《秋菊打官司》后大红大紫。 我们可以感受一下他文字的精致与洗练: “太阳好起来了,何碧秋拿牙锹剁挑在麦田里的塘泥,剁完最后一墒了。她听说丈夫被打,将手上拾掇拾,回家看过伤势,转来找村长。” 这些事拍成电视剧,3集未必够。在陈源斌笔下,不过区区3行。 一个文笔洗练的人未必适应谈话节目,因为他说话或许也惜墨如金。好在,陈源斌挂职当过乡长,对于这个话题感同身受。还有河北的张志生和河南的赵来法,身份就是乡间的司法助理员。 节目就从老张和老赵开始。 老张说的是,一家人盖新房,开了后窗,结果遭到屋后邻居反对。理由是后窗一开,晦气就吹过来了。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公民盖房有开后窗的权利。 老张用了民间智慧,看人下菜碟。 他鼓励前院勇敢留窗的位置,用砖虚掩上。意思是,不是不能开,而是不愿开;他又鼓动后院杀鸡洒血,抵御晦气。一来二去,一场一触即发的争斗暂时被平息,两家相安无事,各过各的日子。 一年以后,后院翻盖新房,开了后窗,正巧他家窗后就是新建的高速公路,晦气被那些车带到祖国的四面八方。 这时,老张说话了,他说既然你家开了后窗,前院的后窗也该打开了。因为晦气有了通道 再也伤不着两家人,再也不能只许你家放火,不许人家点灯了!就这样,前院的房子终于有了后窗。 老赵遇到的事一句话可以讲完:一家人,男的把女的打了。 按说,应该鼓励依法办事,让女的告男的,把男的绳之于法。可家里还有小的,这样,一家子就散了。老赵没惊动妇联和公检法,而是请来老的,狠批男的,安慰女的。最后,男的给女的道歉,女的给大家做了一顿吃的,大事化小,一了百了。 说到这,才用上了梁先生、陈先生的专业,理论分析是必要的。 看来,法律还有些分法。比如公法和私法,公法让国家稳定,私法看护个人利益。

有时候,干么不问问你盯着小人书上的王侯相和风姿绰约的古代美女,干么不问问不禁感叹画家们的想象力是如何了得。见到王弘力老先生,我径直提出这个问题。 王者笑了,他说,是有个仓库的。 1955年他在辽宁义县泰国寺前看见两个老者 下棋,他悄悄回了下来,也就是说,两个形象入了 库。不久,他在同—县城小饭铺中看到的一个小贩 成了他笔下《十五贯》的尤葫芦。而《十五贯》中另 一位人物况钟则是王老认识的一位学校老师,给 长上了胡子。 现在,我已经进入他的“仓库”,前途未卜。 当然,成为大师,仅仅育个仓库还是不够的。还 要有勤奋还要有刻苦,还要有忍辱负重,还要能宠 辱不惊。这一切,王老全有。外语,老人家就会6门, 全是自学的。 现在,你就是外行,也可以感受至小人书的厚 重。 现在,你随我进入小人书世弄吧,咱们边走边 说。 你可以收藏,也可以卖养藏,当然,你只想当贩 子就另当别论。然后,你要结识—批“连友”,认识 他们,你就会重新认识小人书,我来介绍几位吧。 张成德,公开身份是《中国质量万里行》记菩, 实际上是小人书贩子的死敌。他爱小人书,恨有些 人把小人书当赚钱手段,恨他们囤积居奇、哄抬书 价。我和他逛过几个小人书市场,几个贩子见他牙 恨咬得咯咯作响。 他正在于两件事,一是收集小人书画家们的国 画作品,以此来证明,小人书画家都是大画家,都 有真功夫。二是采访这些画家,写写他们传奇的经 历,出一本书。这两件事占了他太多的时间,说出 来你可能信,南采北去地采访画家,都是他自己 掏钱。他已经采访了四十多名画家。 如果你刚入道.教你一个辨认的招数,说起小 人书眉飞色舞的就是“连反”,说起小人书价钱眉 飞色舞的就是贩子。 上海有个张奇明,经营房地产开发和小人书出 版。张奇明也是从小就爱人书的,辛辛苦苦攒 了几百册,家里着了一了把火,全烧光了。重新开始 攒,又烧光了。“文革”时,他的母亲被打成反革命, 张奇明身边的小伙伴一哄而散。受不得冷落的他 发了毒誓,谁和他玩送谁一本小人书,哪里知道小 人书可以冲破阶级的壁垒,居然有60个孩子愿意 重新与他为伍。这下惨了,张奇明凑不齐那么多 书,小朋友们又盯得紧,逼得他到天目山藏了两 天。90年代,张奇明在深圳发了财,苦思冥想闲钱 的去处,没说的,又攒起了小人书。 小人书不像佛像,买回家供着,没什么损耗。_ 本小人书过上几个人的手,翻上几遍,就折过卷角 得不成样子。所以,去找几十年前出版的小人书, 大多都青春不在,面目可惜。有的印数少,还难寻 踪迹。 张奇明成立了大可堂文化公司,专门和出版社 联手再版小人书精品。据说,重新创作也列入了议 事日程。 在上海,我一头扎进张奇明的书房,翻看他的 小入书藏品.一日就翻到了后半夜,几个老爷们对 视一笑,说,这不比打半宿麻将强。第二天见面没 别的,还谈小人书。雨,又站了下连绵不断,又站了下牵动着人们不安的心绪。我们准备放弃录制。人第一,节目第二,这是我们一直恪守的原则。 下午4点,手机中传出海啸有些颤抖的声音,陆先生醒了。他喝了点果汁,点上一支烟,看上去精神很好。 陆幼青径直走到绿草坪上,这时,那一个小时的阳光如约而至。雨水把绿草和我们的思路冲刷得清晰透亮。 我们只用了50分钟的时间,留下10分钟,在蓝天绿树下请陆先生和家人一起欣赏音乐,草地上的对话愉快地结束了。 回到北戴河。 时间当机立断,管它明天出不出太阳,不拍日出,拍日落。这是个无奈的选择。 当“东方晨曲”在夕阳中奏响的时候,我的内心有一种冲动。我意识到电视人的享受有时更贴近自然,更能感受到那种切肤之爱。与其说是电视的优势,不如说是电视人的福份。 第二天一早,大队人马班师回朝,太阳金灿灿地挂在头顶,跟着我们的车窗前行,活像一个顽皮的孩子。找他的时候,他淘气地躲起来;事过之后,他欢快地跑出来说,我在这呢。我眯着眼,头倚在靠背上,筋疲力尽的6天,不堪回首。 时间忽然凑上来说,你知道我在想什么? 什么。 他说,我以后再也不听你的了。 时间说,我以后再也不干这劳民伤财的事了。 这应该是所有电视人的戒律。 每天,有多少低质量节目充斥屏幕啊。 下岗工人肯定会说,用这钱,多弄几个希望工程好不好。 原中央电视台副台长陈汉元一句话就说到了痛处,拍劣质电视剧等于腐败。 有一天,我终于悟出了时间、小乔和关秀的心思,为什么拉这些文化人进电视圈,为什么文化人进入电视圈一脸的茫然。 说实话,开始我并不太在意。大部头咱啃得不多,小薄册子也读过千八百本,大学问家不是,小知识分子还是勉强称职的。应该说,我们是各走一径,社会学者知晓囚徒困境,理解费边精神,但问起推拉摇移和反打,也是一头雾水。所以,文化人和影人差异不大,充其量是个优势互补。 5年后,我才真正知晓,教文化人推拉摇移容易,教电视人理解和实施费边精神,难啊。 也许我们见到的真正的知识分子并不多,这使我们对知识分子一词理解多少有些歧义。 首先,知识分子的知识不是以读书的数量来计算的,读书破万卷的一般人,多得很。知识分子该是用心读书的那种(这里区别于用眼),读出来的知识浸在骨子里。所以真正的知识分子该有一副傲骨,不善趋炎附势。这使他们当中绝大多数显得个性,总是鹤立鸡群,混不进人堆里。 当知识如一股暖流涌遍全身的时候,机体的潜能被调动。有境界则自成高格,心胸开阔,做人做事便有了格调。我们有时靠近真正的知识分子,喝茶、吸烟,尽管还是几件俗事,你却能举手投足间感受到几分与众不同的人格魅力,就是这个道理。 还有,你不必太为知识分子担心,他们的形式感往往是精神情境的固定,态势很长久。小时候我读黄继光堵枪眼泪流满面,可母亲半点不动心,她知道我一出门照样还会去堵别人家烟囱。精神的不确定导致行为的巨大反差。所以,大凡知识分子总是对自己有过高的要求,负荷过重才不会招摇过市。林语堂先生要求自己,行为尊孔孟,思想服老庄,文章可幽默,作事须认真。 其实这四件事做好一样都不枉知识分子一回。

张奇明约来了归琪,哪里去我也也是上海小人书一族中的强人。归琪有绝活,哪里去我也一眼可以发现一堆书里的精品,有时连书的主人都没发现。归琪挣钱不多,付钱时却很公道,好东西就出好价钱,这让他在“连友”中口碑甚佳。晚上,归琪席地而睡,因为小人书睡在床上。我把这事讲给局外人听;听者头晃得像拨浪鼓:“唉,说起来都是些大人,怎么不着四六的。” 单说戴敦邦先生吧。“连友”们听说戴敦邦的大名,都会精神一振。虽说戴先生竭尽谦虚之能事,公开宣称自己无学历,自号民间艺人,可他画的《红楼梦》、《水浒传》、《西厢记》、《三国演义》等连环画,在“连友”们心中的位置至高无上。他画的古人尤其好,身形中有股灵气这不是天分,是真功夫。这是多年临摹历代大师作品的结果。为了临摹,他钻泥洞、上吊架、爬栈道。他像一个“可爱的信徒”。你一定会喜欢戴先生的画,愿意称为他为大师,好,我来告诉你,他只在师范学校里上过两年的学生美术课。我一次次端详自己书稿时,总觉得不够味,里面没有画儿。于是鼓足勇气,厚着脸皮向连环画大家们求画。戴先生居然给我画了两张。后来,一位朋友到戴先生家拍摄,回家后告诉我,戴先生的书房里有座大钟,每小时报时一次,戴先生说,要提醒自己,年事已高,抓紧时间做事。他的书房中有块留言板,小磁铁压着一张张白纸条,提醒自己这周干什么。朋友眼尖,一眼看到一张白条上写着:给小崔画画,两张。这让我有说不出的惭愧。朋友说,留言板上还有张红纸条。红纸条上写着:建好连环画博物馆。戴先生说,这是他十生的梦想,所以写在红纸上了。我们,看小人书长大的一群人,是不是也该结自己写一些纸条,或许,我们也该给自己写一张红纸条。江湖是什么?江湖是人情世故,能应对就不易,更别说什么懂全了。——阿城《江湖》这次交流是在海边的—家电视台。近两年,经上级批准,我忙里偷闲去了3所大学和4家电视台,任务都是一个,和大家面对面交流。这次出书,把它收起来,一是觉得即兴、口语。想到说到,也算是一种表述方式。二是为前边章节没有写到的拾遗缺。第三说出来不大好意思,即然是业务交流,这篇文章希望能算是我的业务论文,为今后的评职称添个砝码。我非常高兴在这个海滨城市有这么一个机会和大家面对面交流。我刚才走进这个会场的时候,看见后面贴着4个大字“学术交流”,我仔细看了看,好像不是一个长期的设置,是临时贴上去的。太隆重了,有点受宠若惊了。因为我从来没有到哪儿进行过学术交流,学术这个事很庄重。按照我的习惯,先介绍一下我的履历。我1981年考入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1985年毕业分配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一个小报,叫《中国广播报》。我去的时候叫《广播之友》,当时发行星有25万,我在那儿干了一年,把这个报纸干得剩3万份了。离开报纸,就到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综合节目部,当时我们办了一个很有名的栏目叫《午间半小时》。我自认为在那儿干得非常精彩,我觉得我在广播电台的地位相当于中央电视台的赵忠祥吧。这些年,紧张局势,随着纪实节目的成熟和谈话节目的兴起,紧张局势,随着电视的职业化操作和商业化倾向,从生活空间到心理空间,我们的神秘幽暗的镜头无孔不入,使本应温馨的屏幕变成无所顾忌的情感屠宰场,迫使我们听到了许多不该听到的心底流血的呻吟。我们曾把“人文关怀”当做电视崇高的目标之一,当关怀缺乏善意时,关怀有可能变成伤害。我们不是戏剧导演,我们没有权利为有“戏”去放大本已不幸的故事、本已柔弱的情感。我不知道参与这期节目的录制,对这个家庭原有的裂缝是修复还是加大?但愿是前者,否则,我将会和我所尊敬的《实话实说》的同仁们一起变得惶惶不可终日。我们并未与同事张洁针锋相对地探讨。我们可以先看看结果,节目播出那天,黄月一家分别在两个屋收看。王金舫说,黄月讲得好,自己有点紧张。然后就是接听亲朋好友的电话,都询问去电视台录像的情况。一家继续正常地过着平和的日子。关于黄月我想说,不是所有的研究生都注定要和博士一起过一辈子的。家庭生活这个课题不像实验室里的课题那样枯燥和高深,可研究透了也要投入一生的经历。我想给张洁朋友讲个故事,老和尚带着小和尚出行,途中遇一少女过不了河。老和尚抱少女过了河。回到庙里,小和尚两眼失神,对老和尚说,师傅,你刚才抱了她。老和尚笑答,我都放下了,你还放不下。回头再说黄月的一点残疾,她没在意,我们没在意,只有张洁是念念不忘。很多人也在猜测王金舫是否幸福,我永远也忘不了他说的话,我以前乱花钱,现在他们帮我攒起来。我有了儿子,又有了爹妈,现在我又有家了。我们是不是无形中犯了错误,在爱情的门槛前把人分成三六九等。其实食品有好坏,衣服有贵贱,房屋有宽窄,只有爱情最公平。无论你多么富贵或贫寒,都可以追求属于自己的那一份崇高的情感。爱情面前人人平等。如果我们心态正常,那么无论是黄月的身体残疾还是王金舫的文化水准都是婚姻调适中一方的特定情况,这和其他婚姻中某一方的嗜酒,好烟,拚命工作,酷爱收藏,非去旅游,总想更新家具一样,只是一种存在的情况,谈不上对与错,只存在着度与过。更何况,关于别人的爱情,我们自己的评价体系通常无法灵验和准确。有多少我们看上去的天作之合,实际上是貌合神离;又有多少我们看上去的同床异梦,实际上是心有灵犀。当然,我们并不认为张洁兄说的没有道理,猎奇有时是一闪念的事,收视率也会牵着我们的鼻子。警惕啊,电视人。我们的“人文关怀”不能只是冠冕堂皇的口号。1999年初,发生了另外一件事。来自全国的90多个左撇子会聚北京参与《实话实说》录制的节目———《我的左手》。祝全华先生发言讲到自己因书写不流利给高考带来不便,我顺嘴说“考播音系呀”,现场一片哄笑。由于《实话实说》节目有很多开玩笑和调侃让创作者放松了警惕,这句十分不得体的玩笑被编进了播出版。这极大地伤害了祝先生的自尊心,他写了文章在网上、报上发表,题目是:《崔永元,别把刻薄当幽默》。崔永元因主持《实话实说》节目而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然而,观众常常可以看到崔永元经常用话语设置陷阱,故意把别人推向难堪的境地———崔永元在主持节目的时候,其幽默和调侃里面往往自觉不自觉地缺少一种善意,缺少对人的尊重。正因为这样,崔永元这个走红多年的红牌主持人很难让人们注意到他的人格力量。

  "是的,几乎三天两头在一起谈心。"儿子回答,像挑战。
  我和他(他是谁,我不认识。他与我是什么关系,也不知道。但是,我和他已经共同生活了许多年,我事事都听他的。)至今还属于健康的人。为了躲避传染,我们已经关紧门窗、断交绝游十多天了。他一天拉着我做三次祷告:"天寒地冻,百病不生。冰融地暖,疾病传染。天呀,再寒冷起来吧!地呀,再结起冰来吧!阿门!"他一定要我跪着祷告,不然就会不灵。我对这祷告实在厌倦。小时候,我倒是常常喜欢给大人下跪、磕头,讨几个赏钱,或者换几声称赞。可是有一年春节,我磕头磕厌了,磕怕了。一家几代人坐在堂屋里,曾祖父、曾祖母,祖父、祖母,叔祖父、叔祖母,伯父、伯母,父、母,叔父母、姑姑们,哥哥、姐姐们。我最小。大家一辈一辈地轮着叩头、跪拜。一个一个地叩头、跪拜。嘴里还要说着"给父亲拜年,给母亲拜年,给......拜年"。一代一代、一个一个地磕下来。时间已经过去了半天。最后轮上我磕头了。我要磕的头最多。没有一个人要给我磕头。看着满屋子男女老幼都眼睁睁地等着我的"头",心里已经发毛。但我还是两膝一屈,跪了下去:"给曾祖父拜年,给曾祖母拜年,给祖父拜年,给......"跪下,站起,作揖;再跪下,再站起,再作揖。"给叔父拜年,给婶婶拜年......"膝盖发软了。还有那么多人等着我的"头"。我想了个办法,学男人们见面行礼的样子,把双拳一抱:"给姑姑、哥哥、姐姐们拜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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